彭茜 | 论国家认同的“情感转向”及其教育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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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茜

彭茜，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台湾屏东大学访问学者。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继续教育学会幼儿教育专业委员会监事、广东省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广州市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广州市学前教育评估员等社会兼职。主要从事游戏与课程、文化认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学术论著50篇（部），其中近10篇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 、《课程.教材.教法》、《学前教育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刊物上，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市级课题6项。

摘要

[摘 要]新时代如何加强并优化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教育？对于这个问题，二元对立思维的提问方式是：加强国家认同的关键条件是爱国情感的激发，抑或理性认知的扩展？“情感转向”的研究则强调，情感与理性是连续的统一体，“情感理性”表达的正是国家认同实践对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与工具主义及情感主义不同的是，“情感转向”既肯定了情感的认同价值，又诠释了情感的理性意义。“情感转向”下，国家情感需加以理性的拷问，国家认同的路径应置于情理共构的框架，国家与公民之间互爱的伦理关系则被理解为国家认同双向建构的重要条件。优化国家认同教育，需要遵循合情合理的原则，充分利用理性的制度化教育与感性的生活化教育两条途径，搭建青少年原初的爱国热情与理性爱国实践的桥梁。

关键词

国家认同；情感转向；情感理性；中国儒学

正文

国家认同是人们对于自己国家身份的情感依赖和理性认知。近代的民族国家认同，有政治性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文化性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两种典范。事实上，现代民族国家是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因此，民族国家认同回应的是两个不同的认同，一个是作为政治国家的普遍的公民资格，另一个是每个人所处的特殊的族群和文化归属。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曾总结国家认同有六大功能。在我国，加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四个自信”，其实质是期望青少年树立起坚定的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文化与民族上认同中国这一民族国家。令人忧虑的是，全球化、现代化与技术驱动的社会发展既增加了跨界、跨国的联系，也带来了极大的话语冲突，增加了国家认同的变量及危机。当代中国文化认同危机严重，文化冲突、价值失范、文化记忆淡化等现象频现；中国学生政治认同水平有待提高，政治认同教育亟待加强。在此背景下，从个体发展角度探讨国家认同问题，成为关乎个体的身份认知、文化归属及民族赓续、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重大时代课题。

依据埃里克·Ｈ·艾里克森（ErikH.Erikson）的观点，提高国家认同教育的实效性，有必要关注加强或危及国家认同感的条件。那么，增强我国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关键条件有哪些？如何优化国家认同教育？相关理论与实践要么偏重有关国家共同疆域、历史文化、语言符号、集体记忆等方面的理性认知，要么倚重爱国热情的唤醒，将国家认同的理性与情感割裂，无法确保国家认同教育的实效。当代西方学界兴起的“情感转向（affectiveturn）”及基于中国儒学的“情感理性”思想为国家认同研究中理性与情感长期二分提供了新思路，“并使现实社会中人心的修复和理想的精神共同体的重建成为可能”。“情感转向”对个体建构国家身份的动因、路径与条件等给予了全新的解释，可为优化我国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为何建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建构的情理动因

国家认同是国家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主权、政治道路、政治主张、道德价值观、民族文化精神等的认可与赞同。当前的国家认同研究更多是基于“他者”的视角，讨论的是国家认同“应当”如何存在于个体中，并试图借助理论和概念的辨析“推论出”国家认同在个体那里的存在状态，而忽视了所研究的对象（即个体）对国家认同的主体性建构。从个体的角度看，国家身份的建构是基于理性计算，情感使然，抑或情理交融的产物？中国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以情理为取向的社会行动铸就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结构与传统精神，因而，中国文化的传统不像西方社会那样一分为二地理解情感与理性的关系，而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平衡和调和。依据这一思路，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学在解释国家认同建构的个体动因时强调“情感转向”。

(一) 国家认同植根于情感体验

认同是“个体对其归属的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从其获得的群体资格中得到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国家认同除了规范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因素、使生活更易于管理外，亦可以在心理上团结国民，满足人们原始的情感需求。尽管国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每一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现实体验却是主观的。进一步说，国家认同表现并植根于个体对于国家的归属感、依恋感与乡愁等情感体验。（包括国家）的忠诚，原因在于日常生活及其中获得的切身体验与情感。

其次，从正面价值看，情感是一种公众参与、群体认同、社群联系及社会动员的动力。就政治认同而言，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本身意味着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具有发自内心的不可动摇的信任和深厚持久的忠诚感，否则，社会将无法长治久安。理性认知通过情感认同的方式调动激情才能产生巨大的意志力。就文化认同而言，民间信仰、地缘性的具体事物、历史记忆、民俗节庆等借助切身的情感体验，激发人们对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的情感认同。《故事里的中国》、《向往的生活》等文化类、综艺类电视节目，正是通过情景交融、情感体验、情感共鸣与情感唤醒等方式促进公民对国家或乡村文化的认同。

最后，从情感的功用看，情感除驱动作用，还具有选择、矫正与掩护等作用。积极的情感既可能影响人们认可事物时的判断标准，也可能影响其抉择过程，亦有助于消除不良情绪。研究指出，人们对国家的依恋包含两种：一种是具有情感性的，由国家符号、文化符号和历史符号组成的文化依恋；另一种是由教育供给、卫生保健和经济保障等构成的功能性依恋。内尔·诺丁斯在《培养有道德的人：从品格教育到关怀伦理》一书中指出，“培养有道德的人”要从情感入手，在此基础上发展人的理性。她指出，传统教育“通常非常关注情感的培养，尤其注重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与宗教信仰”。不过，与康德主张的“情感置于理智之后”不同，她的关怀伦理主张将理智置于情感之后，因为不带感情的批判性思维无法避免教条主义，且不能满足多数学生对那些能抓住他们内心的事物的渴望。当然，重视情感不等于主张情感主义，尽管无论是道德推理，还是对道德结果的关心，均需要道德情感的激发。总之，相比理性认知，情感认同是前提和关键。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感性上的情感认同比抽象的理性认知更加重要。用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Robespierre）的话说，祖国就是“一种纯粹的、完美的、近乎狂热的情感共同体”。

(二) 国家认同超越于理性计算

国家认同的“情感转向”，向工具主义的国家与个体关系提出了挑战。从工具主义看，国家认同是个体追求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工具，其中的典型理论是社会交换理论与契约说。社会交换理论宣称，国家与公民之间进行着资源、权力与信息等内容的交换。通过公共物品的提供、志愿性组织、语言的同质性等形式，国家与公民之间形成联盟与支持关系，这种关系被制度化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社会交换理论的代表人物威默认为，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社会的核心，由此衍生出国家建构的三种机制。机制一，如何组织政治联盟。相比由单一族群建立的政治联盟，跨族群的政治联盟更有利于国家建构，促进公民认同国家且将其视为一个团结一致和共享政治命运的共同体。机制二，国家与公民之间如何相互交换资源。如果政府能够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换取公民缴纳税款和其它各种费用，同时，政府如果能够包容性地配置权力，那么，政府更有可能获得公民的支持，进而导致公民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机制三，语言的同质性。语言的同质性更容易跨越族群、种族和地区的分界线而建立政治联盟。在契约论看来，即使是自由民主，也不过是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一种隐形契约。国家认同围绕这一契约的合法性建立。

契约论、社会交换理论等国家认同假说均基于“理性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即假定人们基于利益的最大化而行动。事实有时又恰恰相反。强烈的国家认同造就一批精英，这些精英专注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认同政治学曾宣称，身份政治公开代表的是基于种族血统或宗教等形成的特定群体的利益。然而，在近期兴起的人类学看来，国家认同不仅应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面，还应努力理解自我（SELF）。“自我”包括三个方面，即表征个人特征的个体自我，反映重要社会联系的关系自我，表征群体成员身份的集体自我。国家认同的生成和发展是社会成员从“差异”走向“同一”的深层演变，这种演变在个体意义上集中表现为“集体自我”的确立和完善。国家认同是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内容。

学界对工具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仅仅将国家认同当作一种政治战略的临时补充，比如，将一些人为了政治利益有意识地操纵亲属关系和文化符号而形塑的国家认同理解为国家认同的全部。第二，过于强调选择和策略。作为一种回应，自我认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东西。因而，工具主义并没有揭示如何调动个人身份认同的特定方面，以此对抗身份政治。第三，一个群体内部的差异常比人们期望的大得多，同时，传统主义意识的形成本身也是现代化的直接结果。第四，工具主义的人性假设是：人是理性的利益计算者。该假设忽视了人的情感性及人文主义追求，即使它认识到情感认同的价值，亦只是将其作为实现工具价值的手段。

工具主义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源远流长。自古希腊以来，理性主义就认为，情绪情感的侵扰会误导诸如理性和决策这样的高级认知功能。西方国家亦常将规约学生的理性作为控制世界的“进步”方向、实现对心灵统治的工具。作为理性主义的抗衡，“情感转向”继承并发展了斯宾诺莎、休谟等人的情感主义观点，近年更有人主张，情绪情感本质上是理性的。这里的“理性”，并不是指逻辑推理，也不是将情感等同于理性，而是说，情感促进了可以通过理性获得的结果。首先，神经生理学与进化心理学为情感影响推理提供了神经基础与进化解释。其次，在真实生活中，行为主体的理性有限。有限的理性行为往往能产生比按纯粹逻辑和精准计算行动更合理也更真实的结果，其中的原因恰恰是情感在发挥作用，即情感把人引向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并参与认知加工过程。最后，情绪情感是推理过程的构成部分，是人内在的心理向导，与推理的网络交织在一起，体现了“心灵与身体的统一”。

(三) 情理兼修推动国家认同由自发走向自觉

如何理解国家认同建构中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在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看来，情感在同等程度上既涉及身体，也涉及心灵；既涉及理性，也涉及激情。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还是文化认同，均是理性与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政治认同为例。为回应瞬息万变的全球环境，伴随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深入发展，政治社会化的教育目标已然超越政治知识目标，转而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问题解决、决策制定及政治参与等目标，强调培养学生理解与认识自己、把握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理性能力。同时，人们注意到，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必然同时受到个人的需要、情感冲突等情感因素，以及思维过程、解释等理性因素的强烈影响。研究指出，即使革命英雄承载了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是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的象征，然而，增进国家认同，有必要同时增强或确保革命英雄记忆的感染力与可信性，兼顾国家认同的情感与理性。

斯洛特指出，儒家的伦理学研究极有可能找到单纯理性方法之外的进路。按照斯洛特的思路，儒家道德哲学对情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认识。这种认识虽然不同于西方完全抛弃情感的做法，但也不意味着完全忽略理性的价值，而是存在同时注重二者的可能性。情感理性的概念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国内较早使用“情感理性”概念的是蒙培元先生。蒙培元曾说，有人忌讳谈情感，认为情感是低层次的问题，与哲学理性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大可不必”。情感既有低层次的情感，又有高层次的情感，更有理性化的情感。情感特别是道德情感，是人类道德进化的结果，也是人类价值的重要标志。人作为情感动物，并不将理性排除在外，而是求得两者的统一，结果就变成了“情理”，即情感理性。同样作为实践理性，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存在的区别是情感理性与纯粹理性之间的区别。

基于对西方理性概念的分析，陈真专文阐述了情感理性的内涵。在陈真看来，所谓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成立，首先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支持。这些研究证明了情感可以成为行为的初始理由，可以为行为提供初始的合理性。其次，情感理性特别是恻隐之心、移情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及美德，往往是实际情境中更为可靠的道德判断标准，由此提供了行为实际的合理性。最后，自然选择的理论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支持，即人类自觉去做有利于整个族群生存的事情，是人类生活乃至生存的必要条件。当然，一个行为者能否为现实世界的行为找到实际合理的情感理由，其先决条件就是其获得的信息的真实性和从种种信息中发现事实真相的能力，即要符合认知理性。因此，情感理性也是以认知理性为先决条件的。

情感理性的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系统的表达。孟子的情感理性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四端说”中。按照当代的说法，四端讲的是四端之情，总称“移情”。孟子的仁政说系统体现了他以情感理性思想为基础发展出来的道德政治学说，其反身而诚的思想则提出了如何培养情感理性的问题。在一应学者看来，“情感儒学”构建了一套立足中国文化基本价值、充分发挥中国哲学基本特点的情理交融的情感哲学，体现了儒家哲学的“情感转向”。学者指出，中国语境下国家之德的根本诉求，在于确立一种从“家国天下”到“文化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以及从“直接的现实性”到“具体的现实性”的精神认同。因此，对中国价值观来说，国家之德，在认同之道，在推进一种认同中的伦理觉醒。

二、如何建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建构的双重路径

国家认同的宏观研究关注国家认同的变迁与再建构等问题，国家认同的中观研究则主要回答如何彰显国家认同的功能性力量的问题，国家认同的微观研究则更为关注如何培养与促进公民的国家认同问题。在微观层次的国家认同话语体系中，“情感转向”视角从情感与理性双向互动角度思考个体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

(一) “情感转向”下国家认同的理性拷问

情绪情感将身体感受转化为生活意义，折射人我、人群关系，进而左右人们对环境的认识和行为举止，影响身份认同。也就是说，情感认同受事实判断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人的事实判断进而影响价值判断。当然，强调情感认同的学者同时也在关注情感的合理性问题。在这一点上，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对于理性的态度转变值得关注。托马斯·李德曾批评亚当·斯密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可能产生伪君子，因为在情感主义伦理学的体系下，所谓道德情感指的是与某个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情感趋于合宜的情感，人们的幸福与满足感又大部分来自于他人的赞同，如果人们赞同的仅限于他们观察到的德性的外表，那么，这种缺乏理性依据的道德情感将被还原为虚荣心或利己行为。如此逻辑下，人们可能伪装成有德的外表而不是真正有德。作为对李德批判的回应，亚当·斯密修正了有关“人们自发运用理性”的人性假设，并将理性理解为一个要求或补充条件。在亚当·斯密这里，所谓“理性”，是正确认识自身处境，审慎地认识幸福与获得幸福的手段。道德情感败坏起因于认知错误，克服道德败坏的工具是理性，因为理性可以教人们识破天性的欺骗并认识到真正的幸福。总之，行为动机源于情感，而理性则决定了情感动机的进路。

我国学者亦指出，无论是文化认同还是政治认同，并非遵循麦金泰尔所谓的豁免伦理（ethicsofexemption），而是经过了理性的批判和反思：这个国家或文化不是由于它是我的，所以我要认同它；更重要的是，它是符合我理想的，是我理想中的国家和文化，所以我认同它。当前我国学者关于国家认同的“情理兼修”逻辑，是晚清以来梁启超、陈独秀等对西方思想中国化的结果。1914年底，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倡导理性的爱国主义。袁世凯卖国事件后，梁启超进一步深刻检讨了国民盲目爱国的弊端。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爱国主义》，承接梁启超的新民说传统，认为国之强盛，在于民德、民风、民力，欲图存救亡，不在于有多少为国捐躯之烈士，而是改造国民性，造就一大批笃行自好之士。陈独秀将之称为“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就个体国家认同建构的条件而言，“让民族情感经得起理性的拷问”，就是要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加强国民形成民族情感所需条件的思考，“情感基础维持不变，理性上的判断可以强化，两相支撑，最有利于维护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机制”。也就是说，现代国家的强大民族凝聚力或内在认同，需要把传统的情感凝聚力与现代的理性民族凝聚力结合起来。

近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对国家的“情感认同”，又提出“情理兼修”的要求。对于爱国主义，人们通常仅将其视为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从理论上讲，爱国尤其是爱国主义本身包含情感，又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从爱国到爱国主义，实现了情感向理性的升华。现代国家的历史叙事大都共享着一种同质性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它不仅构成了现代公民宗教与政治信仰的基本成分，还塑造了一种面向国家、民族与祖国的集体情感。依据“情感转向”的理论视角，对现代国家的情感认同是社会建构与社会表达的过程与结果。公共节庆、政治仪式等产生的集体情感需要借助诸如舞蹈、歌唱、仪式等集体行动加以表达，节庆性、非常性、间断性的集体情感在日常生活中则由“集体记忆”来填充和维持。即使国家认同是“个人一种主观的或内在化的、属于某个国家（民族）的感受”，这种情感也绝不是纯粹个人化的。传统的认同是集体性的“我们”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一种无条件的、与生俱来的信仰和皈依，具有排他性、保守封闭性；现代社会是传统社会解体的产物，具有分化和理性化的特点，个体主体意识逐渐形成并增强。西方文化传统大多强调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张力与分离，在公共事务尤其是政治生活中贬低情感。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空间成为情感活动的游戏场，网络空间可能激发的情感传递与情感共鸣，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强调国家认同的情感理性，意味着首先要通过各种途径增进个体对国家的自豪感、责任感与使命感等爱国热情。其次，要将爱国主义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引导青少年全面正确认识历史事实、祖国进步、英雄事迹、中国文化等，增强青少年学生的理性能力。

(二) “情感转向”下国家认同的情理共构

如何建构国家认同？历史主义与建构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历史主义强调国家认同是历史文化传承的必然结果，建构主义则强调了社会建构在国家认同中的价值。尽管两种范式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国家认同的本质意涵和生成规律，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国家认同归根到底是个体理性考察与选择的结果。事实上，处于一定社会文化历史中的现实的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有情感的，这种情感又总是与一定的族群、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的。个体必须获得一种文化和族群的归属感，必须生活在某种文化的共同体之中，否则无以形成完整的自我观念。从个体经验存在的时空性与实践性看，国家认同的建构存在空间形态、时间维度及实践形态三大维度。

“情感转向”的国家认同首先强调了对国家空间形象及其意义的理性认知与情感体验的统一。对国家的疆域位置和形貌、民族结构和关系、国家领土主权及其地理象征、民族国家的历史与语言等内容的理性认知，配合对国家的人格化想象（如“中华儿女”）以及血脉同胞的想象，“身心共构”，共同增强个体对国家的情感接纳，体现为文化心理取向和政治取向上的“归属性认同”和“赞同性认同”，并具体表现为对国家的忠诚感、责任感和自豪感。

其次，“情感转向”的国家认同强调通过公共空间与个体经验架构集体情感与个人情感的关联。依据段义孚的观点，国家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地方，又是存储着历史记忆、共同经验及共同梦想的公共空间。“通过使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愿望、需要和功能性规律为人们所关注则可以实现对地方的认同”，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建筑加强居民的地方意识；地方宗教鼓励其信徒建立一种强烈的过去感，以及适当的家族感和连续感。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提高人们对国家的依恋，一种方式是使国家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对祖先的崇拜通过某些仪式、英雄故事、公共活动、家庭欢乐、著名事件等相关记忆强化了“根”的观念及对故乡的依恋。特定的空间可能是高可见性且有公共意义的标志及边界，这些标志物可以提高人们的地方意识及对于地方的忠诚度。当然，将国家进行拟人化转换，明确国家的边界及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亦可巩固人们对故乡（包括国家）的依恋。

总之，依据“情感转向”，国家认同的传承与重构存在三条基本路径：一是通过围绕祖国的话语表述与观念交流实现情感的“抒发”，二是借助符号、象征、事物与空间安排来完成情感的“再现”，三是付诸政治实践与社会生活的情感“实践”。其中，构成现代国家爱国主义历史叙事的概念话语、符号象征、政治仪式及其物质载体总称为国家认同的“情感场域”。当然，即使在这里，也存在不同的历史视野。“过去主义”的视角强调“以史为鉴”。人们致力于考察“情感共同体”的特定文化规范及其表达模式、传播方式，强调发挥历史书写与情感体验的主观能动性。“当下主义”的视角认为，爱国主义总是一面看着过去，一面望向未来。爱国主义的发生逻辑是，在个体或集体身处的场域，人们聚焦于共同的国家象征与仪式等过往的记忆，于互动交流中分享着共同的情绪体验，在当下的政治实践中不断生产出新的集体记忆与情感体验。在“未来主义”的视阈下，情感进入行动并实际影响政治实践和社会生活。集体记忆构成了共享文化与知识的一部分，这是集体情感的社会基础。面对面的接触则是情感的发生条件。

(三) “情感转向”下国家认同的双向建构

对任何社会来说，国家认同的建构，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行动，即它既有赖于国家对民众的国家认同的建构，也有赖于个人建构自己的国家认同。在这种双重建构中，人的主体性及其所形成的选择是基础，而国家为每个人生存与发展所营造的整个国家结构体系是关键。从国家认同的对象看，国家是由其“所做”及“所是”界定的。“所做”指国家身份通过承担各种国家角色行为来实现，而“所是”则是在一个被称为“国家本质”的符号系统中定义的。与工具主义对普遍策略的追求及外部强加身份的观点不同的是，建构主义主张，国家认同的实质内容是国家通过其发挥的作用来界定自身———通过与积极参照群体保持一致进行自我分类，并通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来与消极参照群体形成对照。当然，国家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本质上定义着自己，即通过它“是什么”以及它“记录什么”来定义自己。国家是由一系列符号组成的，这些符号代表着该国赖以成立的原则，以及该国成员赖以共同生活的原则。符号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内涵能力，它超越了指代经验事件的外延功能，以表达和传达情感。这个符号系统，在日本与中国被称为“国粹”。理查德·威尔逊（JamesWatson）认为，中国国粹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孝道。因此，学者主张，爱国主义教育应通过其独特的“国家叙事”来构建国家身份，彰显国家精神，呈现国家形象，表达国家理想，论证国家对公民的价值，建构公民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国家首先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它界定公民身份，赋予公民归属感；它提供秩序、自由与福利，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公民的幸福生活创造条件。同时，国家是一种神圣性的存在，其神圣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创造了过去和现在的荣耀，并将在未来续写辉煌，公民为生活在其中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正是通过“国家叙事”，爱国主义教育建构、巩固和强化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当然，完整意义上的认同是一个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双重建构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依据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国家认同涉及两大原因：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客观方面，国家多大程度满足与保障公民的共同利益或公共福利，国家如何通过政治制度及国家符号系统的核心价值观宣扬并保障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这是国家认同的客观原因。就主观原因而言，归属感、尊严感等心理需求寻求认同。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唤起与满足人们的这些情感需求，则是国家认同建构的主观原因。国家认同的过程－关系取向认为，“认同”根本上是建立于个体与“他者”某种关系之上的心灵性活动。关系是认同的根本属性。“过程－关系”取向的国家认同容易分流为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基于个人主体性的立场，将国家认同视为一个人构造自我生活方式、建构自我发展的过程。另一种解释则基于双主体立场，将国家认同视为个体与国家之间相互成就的过程。“过程－关系”取向的国家认同强调三个方面：第一，国家、个人需共享一套价值体系，个体自我的价值追求统合于国家对于国民的素养期待；第二，“国家”在个体意识中是亲切的、可感知的、可体验的存在，国家认同体现在个体的日常生活并为个体意识体验；第三，个体对“国家”的感知、判断、接纳与作为应有一定的解读空间。依据关怀伦理学，认同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情感上的接纳。这就意味着，国家与其公民建构互“爱”的关系对于公民建构稳定、持久而强烈的国家认同至关重要。对国家的情感认同综合体现了人们许多共同的因素，而这也加强了国家的独特性，并证明国家长久存在的合理性。

三、国家认同“情感转向”的教育意蕴———国家认同教育的情理兼修

积极而高度的国家认同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基本内容。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等场合多次强调“情理兼修”的人才培养规格。国家认同的“情感转向”向国家认同教育的优化提出了新要求。

(一) 将国家认同教育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原则之上

知识是国家认同感形成的基础，情感唤醒是国家认同的前提。然而，局限于知识传授的国家认同教育至少是不完整的，或者难获高效的，甚至是令人担心的。国家认同行为的持续表现需要个体积极、真实体验的强化。真正的认同感培养必须融入学生的情感体验。升降国旗、奏国歌的仪式，参观历史军事博物馆、游览祖国名胜古迹、勿忘国耻的历史回顾等活动，可以让不同民族的学生在知识掌握的基础上、在对过往集体记忆理解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祖国的意识。同时，立足此时此地，唤起个体置身家国视阈之中的美好生存，无疑是逐步孕育个体之国家认同的基本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个体经验经常被湮没在共同经验之中。人类学的视角指出，社会经验仅仅提供个人认同的原材料。尤其是当“认同”被理解为：它产生于一个人真正的内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社会规则规范之间的区别。

注意内在自我与外部规范之间的区别意味着，情感唤醒之后，还需要正视理性的价值。以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为例。《向往的生活》基于受众舒缓快节奏带来的压迫感的情感需求，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描绘和对乡村日常的叙述，营造出美好田园生活的图景，使人们在寻觅乡愁中管窥文化内涵，并获得“守拙归园田”的替代性满足，从而强化受众的乡村认同感。然而，对乡村生活的刻意美化，对实际生活缺乏理性思考，显示了此类综艺节目离成熟尚有距离。也就是说，国家认同教育既讲“应当”，亦讲“合理”。夯实情感认同的理性基础，应将国家认同建立在国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辉煌的成就、英雄的人物、伟大的传说等史实基础上，建立在国家重大灾难下中华民族的抗争与胜利的基础上，建立在大国崛起的国情及相应的责任感、使命感的基础上，建立在个体切身体验的美好生活与国家为民服务的关系基础上。通过国家为共同富裕奔小康、重大疫情有国家等公共福利的利好体验，通过志愿性组织或活动的参与等，夯实学生国家情感认同的事实基础与理性判断。

严格地说，我们无法凭借外在的强制，或依靠宣传和说教来获得国家认同。我们从自己的心智中获得证据来确认自己的国家认同，并使自己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对国家制度和公共事务等作出判断。教育既要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核心价值观，建立其正确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又要充分利用重大历史事件、英雄人物、传统文化的适当载体，唤起青少年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荣誉感、自豪感与高度的认同感，使学生在国际比较与较量中维护本国尊严，形成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即既不排外，也不媚外，形成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就需要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增强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和理性认知。

(二) 充分利用理性的制度化教育与感性的生活化教育

依据吴莹的观点，群体认同建构的情境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人们长期实践自然形成的文化环境，另一种是具有强制性和目的性的制度情境。制度情境的国家认同教育倾向于培养学生的理性，而生活自然产生的教育更擅长于形成学生的情感体验，有必要加强两种教育情境的关联，充分发挥学校在国家认同教育中促进学生情理兼修的计划性与目的性。

首先，国家认同教育是学校所有学科的共同使命。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罗列了制度化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包括：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广泛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等。国家认同不是某一学科的任务，而应涵盖所有学科。各大中小学校都应将此自觉落实在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之中，不仅要加强思政课程的建设，还要注重课程思政，共同形成国家认同教育的强大合力。学校还应有意识地组织学生与代表政府的警察、教师等人员的社会互动，帮助学生接受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认同政府权力及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其次，国家认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教育中逐步扩展并得到提升的，其教育路径在于，以适合儿童的方式，积极引导个体融入实际的生活之中，建构个体与家国的真实关联以至创造性联系。人们倾向于认为日常生活获得的经验是理所当然的，人们毫不怀疑地接受所在社会和文化，并将其视为现实的或真实的存在。因此，想当然的生活经验是合法性和权力的根本来源。这就意味着，有必要把国家的政治理念转化成公民亲身经历的体验、情感和日常生活。让国家认同从经验中出现，而不仅仅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建构。强烈的集体身份总是嵌入个体经历中。这是因为，人们不能选择亲人，亦不能选择放弃自己的童年和在幼年时期学到的一切。这种“没有选择”恰恰构成了社会认同的客观基础。普遍主义的研究方法有其明显的优势，但它们还需要通过对行动者的日常经验世界———生活世界的深入研究加以补充。制度化的教育趋向于传授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然而，它亦应充分尊重、吸纳、提升本土经验在个体发展中的意义。

总之，国家认同是个系统工程，贯穿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生活。家庭是个体初级社会化的场所。儿童从小且长期生活于家庭与社区之中，儿童早期毫不怀疑地接受父母告知的以及潜移默化学到的东西，家长的政治文化素养、对国家的情感态度与行为倾向、家庭的政治文化经验及个体的社区生活经验等奠定了儿童早期对国家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倾向。一旦儿童进入学校，学校有能力、有必要综合利用社区资源、线上线下资源及各种平台，通过课程思政、思想政治课程、道德法制课程、语文、历史等课程的教学，主动帮助学生建构积极的国家认同。其中，历史教科书承载着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关系密切。由上可知，学校、家庭与社区在儿童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各司其职，有必要整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作用，构建一体化的国家认同教育体系。认同教育需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形成合力，把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叙事和知识叙事的润物无声之中，而非简单地重复主流价值观的概念本身。以电视、网络等平台与节目讲述的中国故事与英雄故事为例。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在对抗疫英雄故事的叙说中，不少媒体报道选择了平凡中见伟大的医生、社区工作人员、警察等人物形象及其故事。这些抗疫英雄既是生活中的平凡人，又在平凡中见伟大、让人感觉亲切的事迹，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并将这种爱国精神建立在事实与理性的基础上。如果说《在一起》有助于增进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那么，该片的教育效果正是由于它塑造的英雄是平民主义的英雄形象，讲授的是普通而可触及的英雄故事。

(三) 搭建原初性国家情感与实践合理性的桥梁

人生而有之的情感是一种对根源感的追求，具体到国家，则是人对国家自然产生的原初性情感。当然，对国家的原初性情感与依恋感并不必然对应对国家的高归属感。原初性的国家情感如何发展为对国家的归属感并指导爱国主义实践？中国儒学以情感理性把握这个世界，主张提升情感的作用并应用于生活实践。因此，中国儒学主张的情感理性带有深切的实践与生活关怀。正因如此，“情理之中”、“合情合理”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已然成为一种基本精神渗入中华民族的生活、行为、思维、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之中，情感理性已然成为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依据，并成为老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反观现实，在国家认同教育中，我们似乎没有充分建基于中国儒学的这种思维方式，未充分利用这一中国智慧。关于中小学生思想品德状况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明确表示热爱自己的国家。然而，他们的“爱国”更多地指向原初性的情感联系、共同的历史与记忆，以及黑头发、黄皮肤等原初的民族特征。亟须将相关的认知、情感转化到实际行动中，加强情理交融、知行统合的公共精神培育。

基于国家由两种“想象”的共同体，即想象的民族与历史文化共同体以及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构成，国家认同的基本内容为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指的是个体对国家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等的认同。文化认同指的是个体共享国家历史传统、习俗规范、集体记忆等而形成对国家的归属感。国家认同围绕共同的经验建构，共同的经验提供了使多样社区得以繁荣的“结缔组织”。所谓共同的经验，可能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如有关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叙述。然而，重要的是，身份认同是关系性的、情境性的和灵活性的，每个人都有许多潜在的身份认同，其中只有少数具有社会意义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更少能够获得政治的重要性，成为权力斗争和集团竞争的基础。这并不是说集体身份可以凭空产生。集体身份必须以可信的方式与人们的个人经验联系起来。这些经验反过来又是灵活的———不仅是历史学家，其他人也是如此———人们倾向于选择和解释特定事件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同时形成对过去的特殊感觉。当然也并不总是如此。

不少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参与的个体经验能有效促进学生的公民学习。社会参与的一种形式为服务学习（ServingLearning，简称SL）或基于社区的学习（Community－BasedLearning，简称CBL）。作为一种经验学习形式，服务学习通过有意义的社区服务和批判性反思，将合作、知识与改进社区生活的行动联结起来，并培养学生的公民参与。社会参与对于国家认同教育的意义，社会文化视角给出了解释。科萨罗等（Corsaro,eAl.,2002）指出，儿童以协商、分享和创造文化的方式参与社会文化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儿童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角色亦发生了改变。澳大利亚每年都有一个名叫“公民社会领导力培养项目”的大型社会教育活动，在这个为期８个月的项目中，参与者需要利用有限资源来解决两个社会问题。通过社会化学习，国民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不仅加深了他们对知识的理解，还能增强其自信心，提高他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提升国家认同的效果。

总之，国家认同是在一定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中，个体依据体验或经验到的国家“所是”与“所为”，主动建构国民身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对国家的情感认同与理性认知交叠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形成“情感理性”这一高级的理性情感，并据此指导自己的爱国主义实践。

（本文原刊于2022年第1期，已略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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